作者｜伊芙·M.特劳特·鲍威尔（Eve M. Troutt-Powell）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非洲研究系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非洲与中东关系、尼罗河流域的非洲奴隶史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978 年首版的《东方学》（Orientalism），引起世人关注帝国主义在中东地区的存在，也激发了诸多评论。比起《东方学》，其他著作或许只能望其项背。萨义德所关注的媒介类型非常广泛，包括政治著作、小说、诗歌、艺术，以揭示欧洲人是如何在文本上构建了一个真实的“东方”世界。这个文本上的“东方”世界既服务于帝国主义，又产生于帝国主义。例如，有一份官方声明就涉及了此类主题：你们不妨浏览一下东方国家（Orientals）或泛称东方世界（the East）的通史，但你们看不到自治的痕迹。它们所有的辉煌世纪——它们过去一直很辉煌——已经在专制政治、极权政府（absolute government）统治下成为往事。它们对文明的所有伟大贡献——它们过去的贡献一直很伟大——都是在专制统治下做出的。征服者接踵而至；一方的统治罢了，另一方的统治又登场；但是，你们在所有关乎命运和机会的革命中却看不到哪个民族自身确立了我们西方人所说的自治。这是事实。
《另类的殖民主义：埃及、英国与苏丹地区的统治权》
[美] 伊芙·M.特劳特·鲍威尔 著
译者 赵俊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1月
这里的引文摘自贝尔福勋爵1910 年的一次演讲。贝尔福勋爵是英国前首相，此前曾经做过议员，又在印度、埃及、南部非洲等地做过殖民地官员。爱德华·萨义德使用了此类例证以揭示：在那些致力于创建、维持英帝国的人的想象中，此类关乎知识、权力的议题的影响是多么的深刻。在研究东方国家、东方人之后所获得的知识中，认知者（the knower ）与所知者（the known ）之间有一条巨大鸿沟，是一种冷冰冰的二元关系，而这一知识却又成为欧洲人眼中现实的东方世界，或是“政治视野下的（东方）现实世界，而（东方）现实世界的体系又扩大了既知（欧洲、西方、“我们”）与未知（东方国家、东方、“他们”）之间的差异”。文化差异产生了一个力量强大的词库，既是一个文学词库，又是一个政治词库。殖民地当局的官僚、作家、画家、作曲家和到中东旅游的欧洲人，都认为他们“知道”东方社会生活的真相，“知道”如何与东方人打交道。《东方学》进一步考察了一个世纪以来的欧洲小说家、政治家的作品，揭示出欧洲人痴迷于这些猜测，以及他们对东方世界、东方人的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的理解。《东方学》开启了一扇大门。文学家、后殖民理论家、历史学家，以及任何一名论述近代中东的学者，都要跨过这道门。艾贾兹·艾哈迈德（Aijaz Ahmad ）如此评论萨义德：“不读（他的书），我就无法思考。”艾贾兹·艾哈迈德虽然非常欣赏萨义德的研究志向，但他和其他人也严肃地批评了《东方学》：在论述东方世界的西方作品中，萨义德发现了“我们”“他们”二元论所设置的陷阱，而且萨义德也想越过这个陷阱，但萨义德本人也掉入了这个陷阱。艾哈迈德在自己著作的一章里做出了精彩的评论。他仔细分析了萨义德是如何同样为西方读者设置了一组二元关系。但是，对于我们的研究目标来说，最须提及的是，萨义德忽视了另一组二元关系：“作为权力的知识”对殖民者有不同的意义，但它在被殖民者的话语里也有不同的意义。艾哈迈德写道：我们跳出欧美传统，就会发现如下事实：无论是《东方学》的体系结构，还是《东方学》所表达的这类知识，都没有给殖民地的主导文化留下批评的空间。自19 世纪末以来，拉丁美洲，甚至印度都有这样的主导文化，而且还在扩展。其实，《东方学》有一个令人吃惊，也令人不快的地方，它不承认如此广泛存在的传统实际上与殖民主义一样久远，既存在于殖民地国家，又存在于宗主国左派，而且确实历来在殖民地分界线两边的人的思想中画出一道道殖民地痕迹。西欧殖民统治下的人也有福柯（Foucauldian）“作为权力的知识”的意识，而萨义德却视而不见，并将之只应用于主要的殖民国家英国、法国、德国，这颇令人感到好奇。被殖民者仍然是无个性的受害者，是闲置的标本，是欧洲东方学者（Orientalist ）艺术的奴婢，而且被殖民者总是向往欧洲。当然，《东方学》出版于20 世纪70 年代末，萨义德是在文化分析火热的年份里写作，而且在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阿尔贝·梅米（Albert Memmi ）等人出版政治作品的前几十年就已经成名了。20 世纪50 年代末、60 年代的著作，让—保罗·萨特等人第一次描述了欧洲殖民统治下的属民的生活，不久后，欧洲殖民统治就瓦解了。弗朗茨·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s，White Masks）、阿尔贝·梅米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等著作，力道深厚，成为后殖民研究的圭臬。但是，罗伯特·扬（Robert Young ）写道，自从这些著作面世后，“后殖民批评制造了两个互相对立的群体：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自我与他者。而我们只能借助于绝对错误的摩尼教式二元论才能理解自我与他者，摩尼教式二元论本身要去解构现有的分类，却又制造了静态的基本（essentialist ）分类”。这并非否认亚非民众，尤其是埃及人所受到的伤害：持有帝国主义立场的欧洲政治家、行政管理者、官员自以为是，推行了诸多政策；亚非民众确实深受其害，而且他们的后代还要继续同殖民遗产作斗争。这也并非否认萨义德所探讨的对象，即西方长期以来、无处不在的“东方”形象。我的研究想在两个方面批评萨义德的研究：第一，埃及人默默受苦；第二，具体到苏丹地区，乃至非洲，以及相关的刻板形象、想象的话语，许多埃及人并没有参与进来，而这种话语却与东方学者的想象并行不悖。萨义德在《东方学》里用了大量篇幅，展现了欧洲文献中的埃及具象，但他没有使用一份埃及文献，也没有讨论埃及人对于英国占领所做出的长期斗争，而埃及人的应对有创造性，且最终获得了胜利。即便萨义德使用了埃及文献，恐怕也不得不注明这些文献常常有矛盾的地方，尤其是其中关于苏丹地区的内容。阿尼亚·伦巴（Ania Loomba）写道：“‘殖民主义’不仅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外部所发生的事，不仅是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的共谋，而且内部也可以复制外部的做法。”反过来，针对帝国主义的回应也有许多重要的解释，常常还是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解释。例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把“依附性国家”（dependent countries ）的回应看作它们融入西方模式的努力：“数十年来，所有依附于外部力量或面临外部征服的国家的政府和精英，都不得不西化，或按照西方的路子去走。”西化意味着依附性国家的文化的彻底变革，甚至那些抵制英国或法国帝国主义的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西化”。阿尔伯特·胡拉尼更具体地揭示出，中东地区借助于世俗学校——从初级学校到高级专业机构——书籍、杂志、报纸的发展，去实现西化，最终还在黎凡特地区（Levant）、埃及掀起了一场文化觉醒运动（nahda）。虽然读者群体不大，但也越来越多了。由于印刷媒介的发展，这场文化觉醒运动让中东人得以讨论一些极其敏感的议题，媒体也为民族主义的话语提供了版面。关于帝国主义、中东地区民族主义的研究，虽然有影响力，却难以捋顺，也难以提炼出一个因果链条（cause-and-effect analysis）。即便在抵制西欧的时候，埃及民族主义者的眼里也只有西欧。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 ）在《殖民埃及》（Colonising Egypt ）里，进一步分析了殖民主义、对殖民主义的回应。他的这本书既有助于我的研究，又给我出了难题。米切尔在《殖民埃及》的引言中说，他的书“研究的是殖民的力量”（power to colonise）。意思是说，他不但要研究欧洲人在埃及是如何确立了统治的，而且还要研究“政治秩序的扩展，而这种政治秩序向埃及社会嵌入了新的空间概念、新人格，提供了真实体验的新途径”。这些说法又令人好奇，又令人沮丧。“power to colonise ”是个没头绪的词组，绝对不确切，但又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变革力量。在《殖民埃及》里，埃及官僚、政治精英似乎同英国行政官员一样，有责任把埃及变为殖民地，再最终变成现代埃及。其实，《殖民埃及》所论述的绝大部分殖民主义做法——彻底重组军队；划分人口、统计人口；拓宽埃及城镇的街道；按照杰里米·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Jeremy Bentham’s Panopticon ）的样式修建学校、城镇、监狱——在1882 年英国占领埃及之前，都已经出现了。因此，米切尔的书名，提出了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究竟是谁在埃及进行殖民活动？我要分析的埃及作品也涉及一些重要主题，与民族主义话语有关。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里也讨论过。与萨义德的《东方学》一样，《想象的共同体》也是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研究的经典作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描绘了历史、经济在公民形成民族观念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民族主义思想在公民心中快速扎下根来的过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主张把自觉的民族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置于“更大的文化系统之下。这些文化系统的存在先于自觉的民族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而自觉的民族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就是在这些更大的文化系统——也依托于它们——之中形成的”。在所有更大的文化系统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语言。由于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 ）的出现，圣礼用语与地方话在欧洲开始分化开来，进而出现了新的出版方式、新声音、新受众。更大的文化系统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有“神圣经文”的共同体里，“少数有读写能力的人之于广大不识字的人，犹如数点礁石之于汪洋大海”。那些会阅读的人是“专家，在以神为顶点的宇宙秩序中，他们是一个具有重要地位的阶层”。然而，随着现代时钟、日历的出现，时间观念变了，这些僧侣、牧师的权势也变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印刷资本主义有助于一个人在说、读同样语言的其他人群里认识当时的（in simultaneity）自己。换言之，19 世纪末的一部小说，不仅能让读者“临时”把自己与小说里的人物联系起来，而且还能让读者与同属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里的其他读者联系起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欧洲这一次语言演变起源于18 世纪末19 世纪初。他还发现，这一次语言演变，确实对西欧民族的殖民地社会的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影响。“想象的共同体”是由“那些朝圣的欧裔海外移民（creole）小官和大行政区有读写能力的欧裔海外移民”而形成的。借助于他们，“一个可供复制的独立民族国家”的模式出现了，而这种模式的主流观点认为，特定群体需要有自己语言，“那些把自己想象为共同体的群体有权去统治自治领地，而且这个自治领地与其他独立民族国家是兄弟之间的平等关系”。成千上万名官僚奔赴殖民地都市（metropole），寻找这种兄弟情谊，结果却发现自己遭到排斥：帝国主义、帝国话语的训导，并不能保证他们能够融入帝国疆域里的某一民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称之为“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lism）。比起官方民族主义，遭到排斥的事实更加丑陋，也更有种族主义色彩。因此，学校、帝国官僚政治的实际需求催生了一个新的知识阶层。对于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发展来说，知识阶层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有“双语读写能力”，是“先锋者”。双语读写能力意味着，他们可以“借助于欧洲国家的语言，去了解最广义的现代西方文化，特别是19 世纪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民族属性（nation-ness）、民族国家的样板”。借助于这种民族主义构建过程的认识，我们也可以分析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埃及民族主义者的地位以及他们自觉的努力。关于这一点，蒂莫西·米切尔已经概述过了。埃及民族主义者拿起“如椽大笔”，向新埃及、现代埃及注入民族主义，激发出埃及人的爱国情感。但是，在“爱国主义与种族主义”一章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也从两极地理视角（bipolar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来展开分析，而这一视角确实有问题。在这一章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写得也很艰难，他不满于一些论者。这些论者坚信民族主义起源于“对‘他者’的恐惧和憎恨，起源于‘他者’有类似于种族主义的立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醒读者道：“民族能激发出爱，而且是那种发自肺腑、自我牺牲之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继续写道：19 世纪欧洲域外发展出来的种族主义，始终与欧洲人的主导地位有关。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即官方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殖民地的“俄罗斯化”（Russification ）政策。我们已经反复强调过：一般而言，官方民族主义是王朝、贵族——上等阶级——内部的一些集团，在受到群众性方言民族主义的威胁后而做出的回击。殖民地的种族主义是“帝国”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帝国竭力把王朝合法性与民族共同体挂起钩来。为此，宗主国把自娘胎里带出来的优越感，悄悄地（或明目张胆地）传递出来，使之成为普遍原则。这种优越感是宗主国在帝国内部的地位的基础：比方说，英国贵族天生比英国平民高贵，即便英国平民并不比那些处于征服下的种族更高贵，那也没有关系。 种族主义意味着歧视、生物学上的差异。就此而言，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也适用于分析被殖民的非欧洲人、欧洲殖民者的话语。但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种族主义想得过于简单了，种族主义一词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艾蒂安·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 ）已经给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部分答案，“世上不是只有一种永恒不变的种族主义，而是有大量类型的种族主义，它们的影响既深远又多样”。由此可见，种族主义就像病毒一样，既是独特的，又像艾蒂安·巴利巴尔所说的那样：“犹如在一个舞台上，特定的种族主义者的形象没有固定边界，充满变数，在种族主义的光谱内左右摇摆，也反映了一个社会形成过程中的历史环境和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艾蒂安·巴利巴尔批评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爱国主义与种族主义”一章。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艾蒂安·巴利巴尔列举了“亚非拉地区‘民族’‘族群’‘共同体’之间存在的大量具有破坏性的种族主义，既有官方（institutional ）种族主义，又有民间（popular ）种族主义”。借助于20 世纪末研究种族问题的历史学家的术语，来分析种族主义的出现，是一种时代错置（anachronistic）吗？种族一词根植于三K党（Ku Klux Klan ）和纳粹党人的形象吗？给19 世纪的埃及人贴上种族标签，会使得相关讨论变得模糊不清，也会赋予埃及人某种权力，而当时的埃及人并没有这样的权力；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种族主义观念里讨论种族，也没有更深入地做过调查。然而，19 世纪末，大家通常从政治、文化、科学的角度去界定种族的含义。如果我们否认那些反对英国、法国、德国帝国主义的文化里也有种族意识，那么这一做法也是一种时代错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种族辨别系统的形成归咎于欧洲，这并没有错。然而，就种族界定，甚至种族意识形成而言，殖民地的土著人、民族主义者面对种族辨别体系时，根本没有在政治上产生亲近感（political love）。“帝国”强加过来的种族称呼、类别，要么为殖民地所接受，要么为殖民地所否定、移译、重新定位。但是，种族称呼、类别，总带有煽动性。19 世纪末，埃及作家、民族主义者敏锐地觉察到西欧正在讨论种族问题，并把种族引入他们对于苏丹地区、苏丹人的认知之中。我们不应认为他们本身就是种族主义者，也不应认为他们有实力去实行种族歧视政策。但是，研究种族、民族主义的专家，也应注意一点，那就是埃及的民族主义者并没有对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种族问题的激烈讨论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奴隶”（abid）、“野蛮人”（barbari）、“努比亚人”（nubi）、“阿拉伯人”（arabi）、“苏丹人”（sudani），这些词语有许多细微的差别，用来指称从尼罗河流域一端到另一端的一些群体，而且这些群体在政治、经济等级体系里有特殊的意义。在涉及埃及民族主义的文献中，这些词语充满争议，尤其是在那些用阿拉伯口语写的、特别注意这些词语细微差别的文献里。此外，这些词语也不是埃及人强加给苏丹人的。安德斯·比约克洛（Anders Bjorkelo ）揭示出，苏丹商人、宗教领袖的语言里也有这些词语，他们同埃及的民族主义者一样，对这些词语细微的差别也非常敏感。它们是奴隶贸易市场里的用词，意义重大，能够决定谁可以卖掉、谁不可以卖掉。借助于这些词语，我们可以把一个苏丹部落同另一个苏丹部落区别开来，也能知道有共同宗教、贸易往来的几个部落之间的亲缘关系。英国占领埃及后，埃及对于苏丹地区的殖民活动开始政治化了，一些词语的含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苏丹地区最终也开始使用那些意思为“奴隶”或“黑人”的词语，甚至也用“奴隶”“黑人”来称呼苏丹人，以区别于受过教育的苏丹人，而且只有受过教育的苏丹人，才有资格谈论苏丹民族。例如，根据彼得·伍德沃德（Peter Woodward ）的说法，在20 世纪20 年代的喀土穆（Khartoum），苏丹领导人也加入了一场关于种族立场的争辩，而且常常愤怒不已。由此可见，尼罗河流域的语言史，尤其是涉及那些敏感的、隐含种族意思的词语的语言史，会让我们开阔视野，拓展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种族、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之间关系上的理解。我们需要把种族概念当作历史概念来对待，需要做大量的文本分析、文献分析。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 ）提出的小说中的异质性（heteroglossia ）概念，对我们不无启发。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尼罗河流域所形成的种族思想和词汇，犹如一根根“线丝”，织成一张充满能指（signifers）的地毯，我们需要仔细研究，以弄清楚埃及民族主义的独特表达形式。巴赫金在《对话的想象力》（The Dialogic Imagination）里向形式主义语言分析发起挑战，并意欲重写小说史。巴赫金认为，形式主义语言分析否认“语言的异质性（alterity ）问题”。巴赫金作品的译者注意到：对于巴赫金来说，“没有‘一般语言’这种东西，它脱离了具体陈述，而具体陈述有特别的弦外之意”。就此而言，异质性意味着“任何特定时间、任何特定地点，都有一组条件——社会的、历史的、气象的、生理的——来确保那时那地所说的一句话的意思，不同于同一句话其他环境下的意思；不同环境下的同一句话的意思都是不同的，因为它们是说话时的环境的产物，而说话时的环境是不能复制的，所以我们解决不了异质性问题”。换言之，我们分析文献时，无法真正把意识形态与表达形式分割开来，而我们一旦做出分割，就会否定“话语是一种社会现象”这一观点。每个艺术家都是在“社会生活”的体悟中生活、写作的，都处于“公共广场、街道、城市和乡村、社会群体、世代、时代的开放空间里”。我觉得，巴赫金所论述的小说可以替换为民族主义政治、文学舞台，因为异质性概念也非常适用于分析埃及民族主义者所处的历史、社会背景。埃及民族主义者公开、自觉地把创建民族语言和使用那些描述民族、文化、种族身份的词语结合在一起。所谓民族、文化、种族身份，源于欧洲、奥斯曼帝国、非洲，具有多层意义。对此，他们心知肚明。埃及民族主义者所面对的情势，类似于巴赫金所描述的现代小说形成的先决条件：“任何单一民族语言的内部都有多个层级的语言：乡土语言、社会特征、群体行为、专业术语、通用语言、各个世代和年龄组（age groups ）语言、倾向性语言、官方语言、各种圈子和流行时尚的语言。”埃及民族主义者致力于创建一种能把埃及团结起来的语言。然而，为了打造出统一的表达形式，他们又不得不考虑各种社会、政治矛盾。在埃及当时的环境下，这样做是有必要的。“民族”（nation ）等词语，直到晚近时期才有阿拉伯语的译法，而英国占领军一直在冲击这些词语在埃及的生存能力。巴赫金写道：“在词语和对象之间，在词语和言者之间，有一个弹性空间，而且其他人、外来词语也会谈起同一对象、同一主题。”因此，借助于这种强有力的互动，“词语可能会有独特的含义、独特的文体形态”。埃及民族主义作家在谈到苏丹地区问题时，往往会创造出一些人物，用苏丹人的口吻或口音来说话，讨论当时的一些重要话题，例如非正式婚姻（companionate marriage）、奴隶制、尼罗河流域的统一。根据巴赫金的说法，这种异质性“表现为让另一个人用他自己的语言说话，以一种迂回（refracted ）的方式来表达作者的意图”。巴赫金称之为“双声话语”（doublevoiced discourse），也就是说，同时表达人物的意图和“作者迂回的意图”。这两种声音虽然是由一个人写出来的，但“其实是彼此之间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是在特定的历史斗争背景下发生的：“对话中有难以解开的矛盾和敌意，虽然也有温情之处，但是消解不了敌意和口音。”在埃及民族主义者看来，他们与英国人的激烈争论也就是以这样的对话形式展开的。埃及民族主义者在论证埃及享有统治苏丹人的权力时，也是这样说话的。在一些埃及民族主义作家的幽默文章和对话里，我看到他们对苏丹人抱有刻板形象，也验证了巴赫金的观点：异质性包括“在一种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吸纳他者话语的倾向”。巴赫金称之为“内在的具有说服性的话语”。所有吸纳他者话语的作家，都能够借此认识自己的语言，“因为在别人的语言里，可以感知自己的语言，（进而）在别人的信仰体系里也可以认识自己的信仰体系”。巴赫金论述的是话语和世界观的狂欢。欧洲小说家自18 世纪以来就已经把这种狂欢纳入小说的微型世界里。本书分析的并不是巴赫金所讨论的小说家，而是新闻记者、作家、政治家以及其他人。但是，他们在把类似的话语狂欢写到纸上、想象读者反应的时候，也算得上是一种文化语言现象。我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对此加以讨论。巴赫金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文化史研究，尤其是从欧洲域外的民族主义构建过程所出现的简单二元关系中解放出来。意义和话语是多元的，认识到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埃及民族主义者的种族含义。—End—
本文选编自《另类的殖民主义：埃及、英国与苏丹地区的统治权》，题目为编者所加，注释从略。该文由出版机构提供，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欲转载，务必留言说明。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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